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開放進程加快，雙向資金流動加劇，貨幣政策獨立性面臨挑戰;未來10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將逐漸退出超常規貨幣政策，全球資本市場面臨新一輪的“洗牌”。
在國內外經濟形勢持續變化中，我國貨幣政策應該如何應對?近日，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未來傳統的行政與量化措施應逐漸讓位于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型工具;隨著利率重要性的增加，央行急需培養短期“利率錨”。
“打破商業銀行的軟預算約束以及剛性兌付，可能是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真正做到各司其職的重要步驟。同時要大力發展長期政府債券市場，這樣才能讓央行有更多管理流動性的工具。”
改革遇到“硬骨頭”
第一財經日報：如何評價過去十年，貨幣政策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汪濤：過去十年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年到2008年，當時貨幣政策很重要的作用是進行匯率管理，避免人民幣升值，面臨的挑戰則是要避免國內的流動性因被動的外匯積累而過于寬松。同時，在這一階段也完成了經濟去杠桿的過程，所以總體來說這一時期整體貨幣政策較為穩定，起到一定效果。
第二階段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該階段的主線是放松貨幣政策來配合政策刺激。2008年以后，信貸杠桿迅猛上升，債務占經濟的比重增加70多個百分點。在2011年信貸管制從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仍然隨著利率市場化在非銀行間推進，影子銀行快速發展?？傮w而言，2008年以來貨幣信貸政策較為寬松，一方面是為了配合政策刺激、實現穩增長目標，雖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時也積累了很多問題。中國現在面臨著信貸高速膨脹之后去杠桿的嚴峻挑戰，這也是貨幣信貸政策和整個宏觀政策在2008年過于寬松之后面臨的調整。
此外，過去十年對于匯率也進行了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超過50%，在調整內需和外需的結構方面，我認為過去十年貨幣政策超額完成了任務。
日報：展望未來，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內在因素有哪些?
汪濤：有兩個方面，長期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從長期因素來看，一方面由于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潛在GDP增速在逐漸下降。同時又面臨資源環境的壓力，過去不計資源環境成本去擴張產能導致進一步擴張遇到瓶頸，這也會影響到投資以及潛在增長速度。另一方面，過去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在提高生產力方面較容易實現趕超，但現在如何可持續地提高生產力面臨很大挑戰，前期改革的紅利已經釋放，現在需要新的改革來釋放更多紅利。當改革遇到“硬骨頭”，難度更大?？傮w而言，中國正向新常態過渡。
至于周期性因素，由于過去房地產高速發展，導致現在出現供給過剩，此外，工業、礦業等行業，都有產能過?，F象，需要周期性調整。同時，由于近幾年信貸迅猛增長，也導致如今面臨去杠桿的挑戰。從周期上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階段，發達國家已經在緩慢復蘇中，通縮壓力慢慢消除，但我國經濟目前仍面臨下行壓力以及通縮壓力;此外，從結構來看，中國又與很多國家一樣，處于長期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的過程。
貨幣政策獨立性面臨挑戰
日報：在中國經濟面臨長期性以及周期性挑戰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目標應該如何調整與取舍?
汪濤：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不會發生變化，始終為促進經濟增長、保持價格穩定。但在具體執行時，要根據未來10年經濟所處周期決定。如果短期經濟下行壓力以及通縮壓力較大，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穩增長、抗通縮;一旦走出這個周期，貨幣政策也要隨之調整。從短期來看，未來一兩年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抗通縮、穩增長，兩者一脈相承。
貨幣政策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是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尤其是在目前經濟增長放緩、通縮壓力加大、杠桿率高企的情況下，實體經濟怎么能夠負擔得起債務成本?這是對金融系統一個很大的挑戰，貨幣政策目標也要充分考慮這一點。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隨著資本項目開放，雙向資本流動增加，在一定時期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可能會減弱。正如“三元悖論”所說，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
日報：未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怎樣配合?
汪濤：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從某種角度來說配合得非常好，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又配合得非常不好。好的方面是，我國的財政政策是靠貨幣政策實現的，是“準財政”。比如2008年、2009年的“刺激”，并不是財政赤字突然大幅增加，而是依靠銀行信貸支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發展，但幾年以后發現可能需要地方政府買單，比如現在地方債務的重新劃分，相當一部分責任需要地方政府來承擔。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很多短期協調方面，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得又不夠好。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財政與貨幣政策配合緊密，完全地公開市場操作，有利于管理市場的預期，事前采取措施，保持利率穩定。因此，貨幣政策應該加強與其他政策的協調，加強與市場的溝通，增加信息透明度。
我們認為，當政府需要刺激經濟時，應該更多地使用顯性的財政政策，而不是“準財政”?，F在一方面強調銀行是商業機構，應該更多地考慮風險管理、利潤等，但另一方面又要求銀行支持實體經濟，多貸款給地方融資平臺等，我認為這兩方面應該分開，只有分開以后，才能真正知道該從什么方面去配合。從這個角度來說，打破軟預算的約束、打破剛性兌付，可能是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真正做到各司其職的重要步驟。另外從機制上來說，要大力發展長期的政府債券市場，這樣才能讓央行有更多管理流動性的工具。
培養短期“利率錨”
日報：利率市場化僅邁向最后一公里，匯率市場化亦在不斷推進，未來10年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工具應如何調整來應對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
汪濤：未來國內市場的變化主要是兩大方面，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將帶動影子銀行發展，而資本市場的開放將加大資金的流入流出。
在這樣的變化下，我們認為貨幣政策的整體框架都需要改變，來適應新的挑戰。過去的框架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貨幣政策雖然是多種工具并用，但主要以數量型、行政型工具為主，價格工具為輔，通過控制廣義貨幣(M2)，倒推信貸總量應該如何管理。二是，雖然貨幣政策在積極地管理匯率，但人民幣依然是半盯住美元，匯率并沒有根據市場變化而進行調整。
在整個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資本項目更加開放的情況下，原來的這套框架需要有所改變。
首先，在更加市場化的環境下，傳統的行政和量化措施應逐漸讓位于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型工具。利率的重要性在增加，央行應該培養一個短期“利率錨”。利率市場化不意味著央行不作為，央行必須有一個短期利率使貨幣和信貸市場以這個短期利率為中心來定價，并且傳導必要的政策信號。
同時，不僅是短期利率，還要培養長期債券市場收益率曲線，中國的中長期債券市場不發達，收益率曲線不夠充實。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都將處于轉型階段，在價格工具沒有完全確立時，尤其要注意信貸總量，堅持審慎監管的工具不能放棄。這是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在實現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沒有避免的錯誤，我們應該吸取教訓。
最后，中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充分考慮到國際上其他主要國家貨幣政策的走向，以及可能帶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向，做好充分的應對。同時要注意，匯率是貨幣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能再被分割對待。